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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世界不会变好?但大家都过得挺起劲呀
更新时间:2021-07-24

  在这些世界必然败坏的想象中,将自己放置在一个绝对的受害者身份,发明一种绝对的加害者身份,并将这种单向度的结构当作世界必然变坏的原因,和自己生活困境的本质性解释。

  《一日谈》的六期节目结束了,我很想写些什么来总结一下这个节目的准备、播出以及后续的文章、评价和一切涟漪。

  因为我隐隐约约感觉到,正是认为“城市是必然(第四集)”的生活形式,借由“知识的强化(第一集)”,得到一种“世界不会变好(第三集)”的结论,因而才如此需要一种“乌托邦的解脱(第五集)”与“讽刺侮辱的快意(第六集)”。

  最初的发问者在102年前,1918年,大学者梁漱溟的父亲梁济问他:“这个世界还会变好吗?”梁漱溟回答说“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。”

  我们又快到一个人们忧心忡忡地询问“这个世界还会变好吗?”的时候,不过但凡我们如此发问,答案都不会好,产生这样的担忧,简简单单地给出“相信”世界会变好,不管包装进多么漂亮的话语,都很难驱散悲观。

  所以今天不是要回答这个问题,而是围绕这个问题,去看这个问题是如何被回答,如何被提出,到最后我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,而是克服了这个问题。

  世界不会变好的线年结束后问这个问题是有价值的,因为早在2019年,我们就开始说“过去十年最糟的一年,却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。”

  2015年有一个针对欧美国家的关于“你认为世界在变得更好吗”的调查,其中持有此信念人口数最高的国家为瑞典,却仅有人口数的10%持有此信念,美国为6%(现在肯定大幅度降低),德国为4%,法国为3%。

  这些是经验性的事实,在经验性的事实之后,我们还依靠符合经验的理论或图景,来向我们论证,未来不会变好。

  从“阶层固化”到“内卷”到“打工人”的经验,加上一套过于简化的《资本论》叙事,塑造了一个在资本家与商业骗局下的高压社会。这似乎只会随着企业越来越庞大,竞争越来越激烈而恶化。

  持续数年公共生活萎缩的经验,加上一套高技术监管社会的叙事,塑造了一个在公共权力与技术资本编织下的高压社会,这似乎只会随着技术越来越发达,智能化水平越来越高而恶化。

  在高强度对立的性别冲突中,面临层出不穷的伤害事件,加上一套“父权社会”的简化理论,塑造了一个几千年来被性别差异深度塑造不平等社会,似乎根本不存在渐进改良的路径,在个体可见的生命内,只能活在一个高度压迫的性别结构中。

  每年的气候灾害不断刷新“XX年来最强”;人类生存方式面对传染疾病的脆弱;北极南极冰川快速消失。加上一个“盖亚主义”的理论,环保主义者相信,我们的自然环境正快速坠落,每一年自然的反弹都会更加强烈。

  在个体角度,大都市的孤独与人际矛盾的加剧,加上心理学“原生家庭”、“PUA”或其他理论,促使我们相信人与人之间不可能互相理解,因为自己曾经所处的环境,自己一生的厄运已经决定。

  同时,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都在不断走低,我们也站在人口拐点的刀锋之上,生育率的下降折射出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和盼望,而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也会随着生育率下降而激化。

  “马尔萨斯陷阱”似乎以另一种形式到来,那我们赫然站在了人口缩减的历史周期中,这也是个糟糕的时代。

  各个大国央行都在面对市场大放水,08年金融危机后,各个区域性金融危机不断,建立在货币上的剥削和危机越来越强烈,物价飞速上涨,对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需求也越来越强,但这又是另一种极不平等的财富分配机制。面临二战后重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秩序崩溃的预期,经济的末日论也被提上日程。

  关于“活在系统中”的经验,加上“奇点降临”、“基因改造”、“脑机接口”等理论,就是伊隆·马斯克一直宣扬的世界图景,也预示着一个差距拉大,高技术,低生活的“赛博朋克”世界。

  公共规范逐渐崩溃,礼崩乐坏,社会失范的经验,加上诸多宗教对于末世的预言,也让拥有信仰之人好谈我们处在“末法时代”或“敌基督的时代”,进而认为我们已经在人类时代的末尾,一个最糟糕的时候。

  例如对人本质的失望,物理学的熵的概念,甚至一些民哲类似“物演通论”的概念,进而相信人类甚至世界,都必然走向一个下坡路。

  环境的、政治的、经济的、金融的、人口的、技术的、心理学的、宗教的、性别的、阶层的,还有更多,我们有无数的视角和理论来证明,这个世界已经不会变好了。

  它们都足够终极,足够强烈。如果现在反过来想,我们有什么理论,是证明世界一定会好的吗?恐怕不多。

  站在它们对面的,是以比尔·盖茨为代表的一众人士,纷纷以统计学为基础,论证其实我们的世界正在越来越好。

  例如写出《真确(Factfulness)》的汉斯·罗斯林(Hans Rosling)和写出《人性中的善良天使》的斯蒂芬·平克(Steven Pinker),都列举了人类历程中的诸多进步数据。

  例如全球一岁儿童获得疫苗的注射率已经超过80%,过去20年全球极端贫困人口数已经减半,战争的数量已经大大降低,全球的人均寿命已经突破70岁,儿童死亡率已经低于5%,识字率已经高于85%。

  所有的这些数字都在近200年内发生了剧变,并在近50年的时间内加速进步。但比尔·盖茨们能够用这样的统计学来对抗上述的诸多消极理论吗?我认为有难度。

  因为上述的任何一个危机除了其理论,在个体身上都有实际的经验——他自己的财产,他与他人的关系,他与企业的实际关系。而进步主义者们提供的统计学,如果你不是一个在非洲或东南亚非盈利机构工作的人,恐怕这些“进步”只有历史叙事的意义。

  人类整体的城市化水平从1960年的不到30%,到今天已经逼近60%。进入城市,并不是生活变好,而是说生活远离了一些“基础困境”。

  比尔·盖茨们一直宣扬的都是人类对“基础困境”的解决,每一个都是了不起的进步,但绝不足以支撑我们相信一个好的“市民未来”。

  因为旧问题去了,新问题又源源不断。人可以摆脱了暴毙和早夭,但是依然在持续的折磨中度日。

  看来,要证明世界会变好,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而我一向不喜欢轻佻的鼓励言辞,空谈相信人的潜能和所谓“向善的力量”对这个问题更没有帮助。

  今天的人擅长区分“理想”和“现实”。人们判断“世界不会好了”,大概是说“理想世界不可能到来”或者“理想世界不可能在现实”中产生,但现实生活还是可以维持的。

  人们依然可以保住“快感”甚至“快乐”,所有那些不论明天是否到来,我们都能找点儿乐子的东西,在今天最被拥抱。

  理想不会降临,人们依然可以保住精神的乌托邦,以缅怀或文化消费的方式,通过迷影、艺术、文学等浪漫主义方式,直接保住自己的精神胜利。

  面对一个必然坏下去的世界,人们还可以激烈咒骂,讽刺,让这个世界和令他们变坏的人获得应得的惩罚和侮辱,所以报复之风盛行,对于讽刺的权利,大家也尽可能捍卫。

  比如说,“财务自由”这样的老概念又变成了“FIRE(Financially Independent, Retire Early)”,强调极端的省钱和对金融投资的强烈关注和介入,以便尽快通过投资获得被动收入,好与社会切割,过好自己的消费生活。

  当然,人们还可以彻底放弃整体生活意义和追求,投入“活在当下”和“生活之美”的神话,相信重要的东西从来就是生活中的片刻,似乎盯住一片落叶,那些烦扰人的问题就消失了。

  他一边规划着自己的收入和投资,赌一赌自己骤然翻身的机会,一边激烈咒骂讽刺着他看不惯的一切,或是观察和享受着他人的咒骂和讽刺,他时而投入艺术哲学,豢养自己高贵的精神,时而投入最肤浅的娱乐,购买自己的快感。

  有时他消费太多,就为过分消费损耗了积蓄和投资而悔恨不堪;有时他自己或所在的群体成为他人迁怒的对象,遭受着他人的咒骂和讽刺,他还得生气并对抗着。

  有时希望“FIRE”的人太多,导致房价上涨的厉害,他自己炒房的步调大受影响,退休或移民的计划又得推迟。

  那个“活在当下”的神话,当然只能给予语义的安慰。所有的这一切,又成为他人相信世界必然变糟糕的经验组成。

  现在对问题的认识稍微清晰一些了。我们拥有着世界变坏的信念,理想崩溃,然后维持着“现实”的路径,而彼此伤害,又加重了我们认为世界变坏的经验。

  也许是因为人们懒惰,所以总是接受非常简单的知识;也许是因为信息爆炸的大环境,所以知识的极化成为一种信息策略。

  也许因为人们太爱追寻“本质”,所以总觉得生活问题有个终极的解释;也许因为人们喜欢智识上的优越,所以总以比他人更悲观来证明自己更智慧更清醒。

  也许人们喜欢知识带来的权力,所以都守着一些悲观的信念,以逼迫他人接受自己的秩序(如极端女权主义者和比特币鼓吹者),还有很多很多。

  那所有这些可能的本质是什么呢?说到底,是什么在促使人们接受世界不会变好的信念?是否存在一个根本道理和本质,只要克服了这个本质,或者找到世界变好的本质,人们就会一改他们的悲观?

  就像比尔·盖茨阵营的一位科学家,尼古拉斯·克里斯塔基斯(Nicholas A. Christakis)的书籍《蓝图》,认为人类面向合作和向善的倾向,是直接写在基因中的,这些基因在塑造着我们的社会。当然不会有人因为这个“基因决定论”的结论,就相信世界可以变好。

  这便是《一日谈》这个节目要说的,“谈论另一种可能”。我想,不是“另一种”,而是“另一些”可能。

  哲学家陈嘉映新出版的文集名为《走出唯一真理观》。当然,这样的标题总被人当作是“没有真理”或者说“每个人都有偏见”,进而继续认为,每个人都只能管好自己不应该干涉他人等奇怪的相对主义想法。

  针对这些“世界必然变坏的信念”,不去追寻本质不代表我们失去了那个唯一的,最重要的解决问题的方法,而是我们获得了很多种不同的方法。

  我们得勉励人的求知,改变互联网的信息爆炸环境,以道理消解人们对本质的兴趣,提供中道的见解以破除极端的“悲观智慧”,提醒人们警惕意识形态的权力性,等等等等。

  如果非要说“干涉”他人生活,过去我们只以一个本质的方式“干涉”,现在我们以各种不同的视角,以各种各样的方式,干涉着人们的生活了!

  1)以受害者自居;2)认为与加害者无法达成共识和妥协;3)认为在互联网占据话语权是最重要的。

  这便是这种巨大问题的“悲观世界”意识的结果。将个体困境过于简单地连接到整个世界的问题,并将世界问题的整体解决与自己问题的解决挂钩。

  例如认为自己具体的996困境的解决依赖着《劳动法》的某种整体动作;自己具体的财务状况的解决依赖着对资本家阶级的整体对抗;自己具体的性别处境的解决依赖着对男性的整体开战;自己具体的教育处境的选择依赖着整体资源分配方式的变革;自己与他人道德秩序的具体问题依赖着世界整体的毁灭和重启。

  在大多数这样的过程中,不管是呼唤国家级公权力的介入,还是寄望于闹出全互联网的巨大风波,导致人们观念的突然转变,任何问题似乎都是一场“互联网营销战”,一场使用语言符号改变人的心智的大决战。

  当然没有这样的事情,没有这样的对抗,没有本质性问题的解决,结构性问题的解决,这绝大多数时候都是语言把戏。

  而我们在上面说的,勉励人的求知,改变互联网的信息爆炸环境,以更多复杂的道理和事实消解人们对本质的兴趣,提供中道的见解以破除极端的“悲观智慧”,提醒人们警惕意识形态的权力性,等等,都不是只能解决所谓的“世界变坏”的悲观。

  就像如果你的伴侣在拼多多996,除了让他辞职改行外,你还能帮他做什么具体的事情?除了打赢互联网舆论战之外,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。

  拒绝结构性的根本方法,拒绝置之死地而后生,拒绝不破不立,也拒绝破罐子破摔,犬儒地认为没有办法。

  警惕对世界的整体看法,去聚焦在具体的生活问题上,其实很多具体问题远没到世界末日的终极一战。那么对问题的诸多解释和可能性,就都值得一试,并给予耐心。

  那么,在这些世界必然败坏的想象中,将自己放置在一个绝对的受害者,发明一种绝对加害者的身份,并将这种单向度的结构当作世界必然变坏的原因,和自己生活困境的本质性解释,这就是一种思考的暴力。

  思考的暴力,便是语言暴力和行动暴力的基础。它伤害的不仅仅是别人,也是我们自己。而发问“世界还会变好吗?”,求得一个本质性的,一次性的解释,就是这种思考暴力的一种发端。

  世界能不能变好,谁知道?哪里又是世界呢?我们生活中的问题,一定有解决的方案,可能性绝对不只一种。

  *本文为李厚辰为节目《一日谈》撰写的谈后感,原标题《这个世界还会变好吗?》。

  在「一日」的时间里,主持人李厚辰带着他对这个世界的疑问出发,与梁文道、⻘山周平、周轶君、梁鸿、陈丹青、周奇墨,六位当代文化艺术领域的思想者一起,试图谈论今日「良好生活」的另一种可能。

  正如李厚辰在里所述,《一日谈》这样的节目只是引子的引子,是「另一种可能」的惊鸿一瞥,不过好在里面提示了方向。那起初是密林中一条难以辨识的小径,你得从大路上走下来,那是需要一点勇气的,沿着这条小径向前探索。

  *观看节目,请在百度App内搜索「一日谈」或点击文末阅读原文。第一季共6集,已完结。